優質的文學作品在誕生之后，為了讓全世界都能享用，就必須打破語言與文化的障礙進行翻譯轉化。而這也讓另一種文學誕生，被稱之為“譯文學”。

　　在這一過程中也存在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翻譯文學經典是原文和譯文在多種因素影響下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巨大的闡釋空間是文學經典之所以為文學經典的內在原因。越是優秀的作品蘊含的可闡釋空間往往也越大，文學經典翻譯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目的語文化中創造一個類似的可闡釋空間。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翻譯文學在目的語文化中被不斷閱讀、不斷解釋、反復出現乃至變異衍生，加速其在異域的經典化進程，形成原語母體經典與譯語衍生經典并存的局面。

　　《紅樓夢》在國內之所以被奉為經典，主要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的豐富性、藝術的精湛性和語言的優美性，再加上作者、版本、脂批等文本外因素，更是進一步拓展了小說的可闡釋空間，體現了小說主題的復調性與解讀視角的多元性。

 

　　譯者的補償策略

 

　　中西語言文化存在巨大差異，如何才能把《紅樓夢》的闡釋空間“運送”到國外;譯者歷經艱辛，運送過程中闡釋空間是否會發生變異;如何正確看待譯文在藝術層面與思想層面的變異;譯文中的闡釋空間大多是再現原文或是由譯者再創造，譯者的補償策略對譯文的闡釋空間有著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在《紅樓夢》的翻譯研究中亟待深入探究的問題。

　　在英語世界，《紅樓夢》有編譯本，如王際真、麥克休姐妹(F. Mchugh & I. Mchugh)等人的編譯本，有全譯本，如楊憲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閔福德 (D. Hawkes & J. Minford)的兩個全譯本，還有早期的片段選譯，如馬禮遜 (R. Morrison)、德庇時(J. F. Davis) 等人的選譯，以及稍后的節譯，如包臘 (E. C. M. Bowra)、裘里(H. B. Joly) 等人的節譯。諸多早期譯本(文)為《紅樓夢》在英語世界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然而，要討論譯文的闡釋空間問題，最好的對象還是全譯。已有幾家編譯本基本上都是出于市場考慮，聚焦于寶黛愛情，注重小說的故事情節，刪除了原文的有機整體性，也大大縮小了原作的可闡釋空間。海外紅學研究者若基于編譯本研究《紅樓夢》，結論的可靠性就很難保證。早期的片段選譯或節譯大多出于幫助英語讀者學習漢語的目的，如馬禮遜、裘里等人的譯文，對小說的藝術性與思想性不夠重視，也不可能再現原文的闡釋空間。在《紅樓夢》英譯史中，還有一個彭壽(B. S. Bonsall)的全譯本，偏重直譯，可讀性與藝術性不是太高。由于其未正式出版，影響也不是太大。相對而言，楊譯與霍譯的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后者，更是諸多國外紅學研究者的參考譯本。

　　楊譯本比較忠實原著，包括很多加注補償，有利于譯文讀者對譯文進行深入解讀。楊譯的注釋往往是點到為止，不做過多解釋，旨在為譯文讀者提供一些交際線索或深度解釋的突破口，尤其是原文一些互文資源，如引用《西廂記》、《牡丹亭》中的話語。值得注意的是，楊譯對一些語言文化現象并沒有過度解釋，越俎代庖，剝奪譯文讀者的解釋權。小說畢竟是小說，譯文注解要適度、適量，在引導讀者解釋與保留譯文解讀空間方面保持適度的張力。

　　針對中西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霍譯也有很多補償，但往往把補償的內容有機地整合在譯文之中，讀起來更加流暢、自然，如對《紅樓夢》中戲劇名《滿床笏》、《南柯夢》的整合補償。這類補償同樣起著引導譯文讀者對其進行深入解讀的作用，同時還不會打亂譯文讀者的閱讀思路。中國文學作品外譯也不妨多采取這種翻譯補償策略，但不宜補償過多內容，盡量不露痕跡，巧妙引導，適度保留，為譯文讀者營造一種與原文讀者類似的閱讀體驗，建構一個類似的闡釋空間。

 

　　開放的闡釋空間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個有機整體，譯者翻譯時要有強烈的整體意識，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稍有不慎，便很有可能縮小原文的闡釋空間，減損原文的藝術性與思想性?！都t樓夢》有典型的“尚紅”意識，“紅”不僅是小說的標志性色彩，更是一種象征，象征眾多紅顏女子，如“悼紅軒”、“怡紅院”、“千紅一窟”、“落紅成陣”、“紅消香斷有誰憐”等，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象征語義場。楊譯通過再現這些核心短語中“紅”(red)之意象，為譯文讀者創設了類似的解讀空間，結合具體語境、文本整體以及中華文化傳統，精英讀者也不難體悟其中的微言大義。若對每個含“紅”的核心意象都加注說明其中象征意義的話，譯文就會變得索然寡味，文學性也會隨之大打折扣。

　　翻譯文學經典的意義也是一個開放結構，譯者不能一味地填補空白，把意義的開放結構“封死”，還要給讀者留下足夠的品位余地?；艨怂颊J為“紅”在中西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聯想意義，基本上對這些核心話語中的“紅”進行舍棄，如把“悼紅軒”譯為“Nostalgia Studio”(懷舊軒)，把“怡紅院”譯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快綠院)，把“千紅一窟”譯為“Maiden’s Tears”(女兒淚)等。霍譯體現出極大的創造性，若逐個評論，也不失為有效的選擇。不過整體而言，原文“紅”之象征語義場便大大減弱了，不利于表現小說為(年輕)女子吶喊與平反的主旨。

　　賈寶玉有強烈的“女兒崇拜”思想，最典型的言論便是“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針對“女兒”的翻譯，楊譯、霍譯皆為“girls”，措辭準確到位，裘譯和彭譯分別為“woman”與“females”，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寶玉的女性觀。寶玉類似的話語還有很多，如“凡山川日月之靈秀，只鐘于女兒”等。裘譯與彭譯很少注意到“女兒”與“女人”的區別，使賈寶玉的思想(形象)出現了較大的變異，原汁原味的解讀空間也隨之受損。若從女性主義視角解讀《紅樓夢》，裘譯與彭譯的措辭提供了一個新的解讀空間，與作者的女性觀(不等于賈寶玉的女性觀)并不沖突。所以譯文的解讀空間也不一定完全是移植原文的，誤譯的現象有時也可為譯文讀者創建新的解讀空間。如果把譯文作為獨立文本的話，這種新的解讀空間的創立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整體而言，楊譯對小說中思想話語的翻譯更到位，這與譯者的身份有關。作為中國人，楊憲益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理解更為透徹。英語讀者想通過研讀《紅樓夢》了解中國文化與思想的話，楊譯無疑是較好的選擇。換言之，若從文化交流層面解讀譯本，楊譯的解讀空間似乎更大，也更有利于實現文學經典翻譯的跨文化傳播。從審美空間的大小而言，霍譯卻更優秀，更具有作為獨立文本的價值?；糇g尤其注重在文學性上下功夫，出現了很多“創造性叛逆”，也給譯文帶來了不少靈氣，有助于實現“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閱讀勝境。

　　海外紅學研究的視角很多，如文體敘事學、神話原型批評、女性主義批評、互文性理論、寓言與反諷等，多從文本內部挖掘《紅樓夢》的潛在價值。如果海外學者對《紅樓夢》譯本進行分析的話，楊譯自有其不可忽略的研究價值，更加接近小說的“真面目”，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化與思想的交流。如果把譯文作為獨立的文本來閱讀的話，霍譯或其他編譯本也許更適合當下英語讀者的胃口。不同的翻譯目的(如文化傳播、文學譯介、學習漢語)，會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不同的受眾群體在不同譯文的闡釋空間中會發現不同的東西。